安师大志愿者“三下乡”教育札记：中国少年在罗河

2018年的夏天，我作为一名志愿者，参加了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赴罗河“手写记忆”支教团队。与带队老师和其他志愿者一起，我在庐江县东风村度过了极有意义的十天。

如今支教结束，有志愿者在回忆与孩子之间培养的深厚感情，也有志愿者感叹支教地点的条件艰苦。于我，对这段经历更多的是一种感谢，感谢它作为一个契机，让我真实地了解到中国基层教育的现状。让我明白对于暑期社会实践，我该做并不应当是上交一份打满宋体五号的Word文档，而是真正地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我是幸运的。在城市中长大，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按部就班地学了下去。看上去平淡无奇的受教育经历实际上却是中国大多数孩子都无法享有的。也许是因为一直在城市的灯红酒绿里生活，我对所谓的农村一直没什么概念，回来后查找了国家统计局在2018年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真正地感受到了什么才是中国的现实。月可支配收入不超过3000元的10亿人，和年可支配收入不超过2300元的3046万人，这才是中国的大多数。他们存在着，他们也沉默着。优质的教育资源，对他们而言可能是一种奢望，生存才是头等大事。在素质教育在城市普及之前，他们的孩子无法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在素质教育在城市普及之后，他们的孩子依旧无法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若干年后，孩子们长大，他们也会来到城市，但却只能成为江浙沪工厂流水线上生产手机电脑的工人。

对于沉默的群体，我们可以把他们当淳朴的好人，也可以把他们当作无知的蠢蛋，但唯独，不能把他们当作空气。

有时候，我们确实会天真的以为，我们接触到的世界就是真实的中国。这次支教让我开了眼界，原来基层的教育现状是这样的，原来他们是这样生活着的，如果没有人去改变现状，他们的一生就是这样度过的。刚开始的几天，我在接受方面也确实产生不适。可以说这是一个城市人的娇气，也可以说这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人的小题大做。但现实总是无法逃避的，经历了十天的支教，我再也不能轻描淡写地谈乡村优质教育资源分配合理问题，我再也不能假装城乡全面素质教育普及完备。以前我看不见的东西，现在全都看见了。

2017年的北京文科状元熊轩昂说过这样一段话：“农村地区的孩子们越来越难考上好学校，像我这种中产阶级的孩子，衣食无忧，家长也都是知识分子，而且还生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所以在教育资源上享受到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很多外地孩子或农村孩子完全享受不到的。”高考依旧是大多数孩子改变人生的最主要途径，而与之息息相关的教育资源分配，实在无法完全公平。暂且以古时科举制度与高考作比较，其一定程度上打破阶级固化，提供社会的阶级流动性仅在前期得到较好效果。随着制度的成熟与发展，科举提供的社会流动性减弱，社会阶级在局部调整之后又重新固化。科举早期，出身于上层阶级的进士仅占25％，到万历年间比例已经上升至80％。今天，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教室坐着的200个学生，也只有不到10％来自农村家庭。“寒门”难出“贵子”，面对这样的现状，才知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终究是汪德温的神童之言。在教育资源相对较差的条件下，“寒士”只能三更灯火五更鸡地熬。求学已然辛苦，加之环境不利，学习有如逆水行舟。

今年高考707分被北大中文系录取的王心仪写短文《感谢贫穷》传播甚广，感动众人。文章写得动人，女孩也自然是聪慧通透，但我们需要明白，她并不是真的在感谢贫穷给她求学路上带来的众多不便，而是在感谢终于战胜这些不利的自己。从另一个角度说，如果不贫穷，会不会产生更多的“王心仪”？我想，答案是肯定的。所以我们不应该仅仅为一篇《赞美贫穷》的短文洒下几滴热泪，而是应该努力去做些事情，让寒门的孩子能拥有更好的教育资源。这不是一个人的事，也不是一个支教团队的事；这不是十天能做完的事，也不是一两年能改变的事，这是需要全社会长期努力的大事。

百年前饮冰室主人慷慨大呼：“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如今的中国，虽不比梁任公振臂呼喊时老朽衰败，但依旧有太多需要我们去努力改变。我们是中国少年，我们支教的孩子们更是中国少年。他们身上有灰尘遮掩不住的蓬勃朝气，他们眼睛里有烟雾不能弥散的坚定和顽强。

在支教的十天里，我们用心引导和关爱他们。因为，他们，就是我们。而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少年！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我们是中国少年，我们前途似海，来日方长！

(投稿用户：jxxygsx)